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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經濟往何處去﹖ 曾澍基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《明報》＜論壇＞ 一個中型的地產股票投機泡沫於九四年爆破之後，香港經濟出現了不少令人憂慮的現象︰市場疲軟、失業率急升、私人投資放慢、實質工資下降等。另方面，香港內部的非工業化正全速進行，但服務行業吸收製造業的剩餘勞工的能力卻減弱，部分作業程序甚至因成本考慮而外移。 九五選舉提高了本地的民主程度，經濟民生成為政黨和傳媒的焦點；親中派與抗共派、投資者與基層派的交錯角力增劇。加上台灣海峽風雲變幻，香港易受波及；九七又迅速臨近，「能否過度﹖過度後又如何﹖」的不安感有擴散的危險。一時之間，香港經濟好像失去了方向坐標。 香港經濟的「結構性轉型」 現時之低迷局面，無疑有其短期的因素。熱潮退卻後必會調整，經濟周期就是如此。所以，筆者完全認為樓價、實質工資、消費未來可以回升，而失業率可能再度下降，不過，長遠趨勢則屬另一回事。 至於台灣風雲與九七過度，究竟會產生短期還是長期影響，卻頗難預測，因為不像經濟周期，它們涉及的因素遠遠為多。筆者的猜想是，它們的正負作用，將會在三至五年之內顯露。到二零零零年，香港究竟會成為興盛的大中華經濟圈裏的一顆明珠，還是墮落為中東貝魯特式的「避難金融中心」，在戰火中殘存，或者處於某種中間狀態，應該有所分曉。 無論如何，香港目前經濟所面對的問題，背後有其長遠的、宏觀的、及結構性的因素。兩年前，我已提出了香港經濟「曼克頓化」的分析(較近的版本見中文大學出版的《香港另類報告一九九四》內的一篇文章)。 七十年代後期，香港的「出口帶動工業化」發展走到了窄巷，素來標榜自由放任的港府，也要成立一個工業多元化委員會，替爬科技梯及開拓市埸出謀獻策。不過，中國經濟一旦改革開放，香港這種思路即告中斷，任由其他三條小龍對手攀向高峰，港商大量把工序移往大陸，製造業於低水平不繼重複，仍能靠廉宜成本繼續銷往歐美的中下檔市埸，獲取巨利。香港內部的工業乃迅速萎縮，工人數目十年內折半，服務業風起雲湧。 誰坐上了「中國快車」 據說香港經濟進行了「結構轉型」，其實是由於大陸經濟開放，資源(特別是人力及土地資源)出現區域性再配置罷了。香港的科技不單未有像三條小龍一樣猛進(從而釋放資源予第三產業)，反因在珠江三角洲加工賺錢容易，顯得停滯不前。現時，想回頭趕近南韓、台灣或新加坡已很困難。 服務業的興起主要基於兩個因素︰(一)中國擴大對外貿易關係，但運輸設備和相關服務的發展滯後，要倚靠香港；(二)港商在大陸賺取的利潤，部分調回香港，帶動了內部需求。 不過，踏入九十年代，中國在基本建設方急起直追，規模之龐大令人矚目，我們開始反過來擔心，未來的華南地區會不會有過多的機埸及港口，香港又能否維持競爭力(去年中國海關做了個研究，指出香港在轉口方面，賺取的毛利潤率超過百分之三十，言下之意是應檢討須否這樣依賴此等「暴利商人」)。此外，上海、廣州、深圳以至珠海都有意發展金融服務行業。 其次，大陸利潤回籠的正面效果，限度亦在顯現。「中國因素」的受惠者，主要是資本家以至華南地區的官、企及民眾(包括外地勞工)，香港勞動階層的得益，既間接而又不平均。資金不事生產，投向房地產、金融和股票炒賣，更加強了通脹壓力；香港的所得分配，乃出現長期惡化的趨勢，趕不上「中國快車」的市民，開始面對艱難生活。 「消費不足危機」纏繞香港 貧富懸殊會令資本主義出現消費需求不足的道理，馬克斯、凱恩斯、以至很多比較開明的經濟學者都早已詳細地分析過，有錢人的「邊際消費傾向」，遠比窮人的為低，後者月入五千元，可能會花四千塊於衣食住行等必需，但前者月入千萬，卻不會耗費八成。故此，收入與財富向之集中，勢將減低社會整體的平均消費能力，使經濟陷入「消費不足危機」(underconsumption
crisis)。香港雖然是「小型開放經濟」，但這規律仍在起作用。 曼克頓化與一國兩制的矛盾 總言之，香港變成「服務經濟」，在外部需求和內部求兩方面都可能遇到制約。九四年開的周期性調整，外部服務並未出現問題，轉口繼續興旺。但內部卻因所得差距擴大和市場情勢不佳而疲態畢露。在未來，假若連外需也低降的話，香港的服務經濟將陷入內外夾擊的雙重危險。 當然，作為金融服務的先行者，香港與上海、廣州等地競爭，還是有一定的優勢的。何況香港是資本主義經濟，可以提供一些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」限於制度本質而不能或不敢發展的工具和服務。「結構轉型」推至極端，香港就會變成「曼克頓」，專門從事高風險、高回報的活動。 有些論者認為「曼克頓化」沒有甚麼可怕︰紐約、倫敦徹底排除了工廠，專注第三產業，香港為何不可效法﹖關鍵是一國兩制。九七之後，特別行政區財政獨立，繼續發行港幣，而且大陸與香港之間的人口流動如目前一樣，受到嚴格控制。香港的失業人士，不可能像紐約及倫敦的居民，隨便遷移至國家的其他地區和城市。香港出現財政或貨幣危機，理論上也須自己解決。 故此，香港的經濟體系必須維持一定的「完整性」(coherence)。在中港經貿高速連合的過程裏，這點道理往往被忘掉了。一國兩制之下，香港和大陸經濟不可能完全地「一體化」。 曼克頓化對香港會有好處----例如繼續保持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，但亦帶來嚴重的負面效果。高風險、高回報的活動並非所有的人都可參與，結構性失業將會變得嚴重。貧富懸殊亦將進一步惡化，帶來社會的不安定。而且，熱錢充塞的經濟，穩定性也有問題。 兩個層次的對應 新加坡政府考慮過經濟發展的長遠策略後，訂下了製造業對國民生產總值的貢獻不應少於百分之二十五的目標。相反地，香港政府對製造業工人從八十年代初的過百萬人數，降至現時的四十萬以下，幾乎是袖手旁觀的。一九九三年，香港製造業對本地生產總值的貢獻，只有百分之十一點四。 如何維持工業與服務業的平衡，是一個頭痛的問題。需要政府政策的配合，和企業的努力。香港應該考慮廣義的工業政策，主要在財稅方面推動高增值行業的發展，並吸引外資。大陸真想保持香港經濟繁榮穩定的話，一個直接的做就是選十個八個龍頭的工業集團，在香港投資，或參與科學園的建設，「大陸的科技與香港的商品化相結合」的說話，已說了十多年還未見有什麼具體行動。 上述的對應是要影響香港經濟的走向，調整其結構。在九七過渡，「愈少變愈好」的保守心態籠罩之下，這需要遠見及膽識。坦白說，筆者並不樂觀。 第二個層次的回應是推行合理的分配與再分配政策。就算工業政策被採納，高科技本身也會產生一些失業的負面後果；而曼克頓化更會使問題惡化，拉遠所得及財富差距。香港政府應就情勢變化，逐步加強對社會上的不幸階層的援助，不必宥於自由放任的意識形態，教條地要在各種公共服務全面地實行「用者自付」原則，或者抗拒改善社會福利。現時的香港距離「福利國家」制度，又何止十萬八千里﹖ 過往十多年，列根主義和戴卓爾主義整治下的英美，實質工資被壓，貧富懸殊出現了歷史上罕見的加劇，通脹壓力似乎消失了，不過經濟遇像貧血似的，半死不活，原因是右派忘掉「資本主義是由需求推動」(demand driven)這個根本道理。福利削減了，工會打垮了，工資壓低了；但同時需求也嚴重萎縮。資本家要賺錢，就須出售產品和服務，購買力從何而來﹖降低成本表面上提高利潤率，惟東西沒有人買，利潤又怎樣實現呢﹖ 我們需要的是「高增長、高利潤、高工資」的良性循環，而非列根和戴卓爾所帶來的「高利潤、低工資、低增長」的惡劣局面。香港若不想重蹈英美的覆轍，就應好好地記取其教訓。國內很多高官對資本主義的理解，實在是太落伍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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