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遲來的訃聞 ─ 「積極不干預主義」巳死 曾澍基 明報 香港戰後經濟發展的同時，政府介入經濟活動的程度亦不斷上升。以公共財政開支對本港生產總值的比率作為指標，五十年代時遠低於百分之十，但近年間巳升至接近百分之二十。保守經濟學大師佛利民曾稱讚香港是「自由經濟的最後堡壘」，這個堡壘在什麼時候、怎樣的形勢下「失守」？問題極之有趣，答案亦必具深意。 「失守」之說，並非筆者之幻想，財政司麥高樂最近為文表示，他從不喜歡「積極不干預主義」一詞，「它的有用性已於年前耗盡」。可惜，他未說明「年前」是指那時。若他不肯補充，經濟史家將失去一個「有用」參照。 港府決策層對政府干預經濟的觀點，歷來都是堅持不衝擊宏觀政經架構的守則，惟要實用主義地處理問題。實用主義與高瞻遠矚固然南轅北轍，亦往往無助於解決長期的、結構性的困難 ( 例如產業的科技升級及人口老化的後果 ) ，但殖民地決策者沒有死抱某些經濟教條，倒也不算壞事。 「積極不干預」名存實亡 表面上，為了政治的考慮，港府高官不時要標舉某種旗幟，或要討好，或要自我維護。不過，其實際行為與旗幟又不完全相符，有時甚至自摑嘴巴。六十年代的財政司郭伯偉標榜「自由放任」，宣稱香港是「非凱恩斯的經濟」，更而認為不必編算和發表太多統計數字，讓好事之徒據之要求港府做這做那；但政府開支對生產總值的比率，就在他任內首次升逾百分之十，而六十年代中期香港爆發銀行危機，他即作出大手改革，甚至斷然停止發出新的銀行牌照，將市場「封住」，何「自由放任」之有？ 七十年代的財政司夏鼎基是個理論家，大談「積極不干預主義」，要讓「有效的」市場自由運作，但出現「市場失敗」時，政府將「積極地干預」。這種系統的哲學和麥理浩時代的實際行動，形成了強烈的對比。麥理浩上任伊始，即推行一系列的十年計劃，九年免費教育、大型的房屋建設 ( 使接近一半的本港市居於公共房屋 )都在他任內實現，地下鐵路系統也開始由港府全資興建，這些政府干預的顯然成績，是否代表了私營的教育、房屋和交通市場的「失敗」？「積極不干預主義」如何自圓其說？ 繼任的兩位財政司──彭勵治和翟克誠都是實務家，而且要忙於應付中英談判前後的各種難題 ( 財政赤字、港元危機、銀行地產風潮 ) ，以及八七股災的後遺症，主義闕如，「積極不干預主義」是捧不得、捨不了，最好不談。彭勵治代表港府接收了四家私營銀行，親自把正浮動的港元匯率重新固定
( 於七點八 ) ，作為太古集團的前主席，如何將公私意識形態揉合為可觀的新種可算大傷腦筋，翟克誠要一面維護「自由經濟」哲學，一面支持港府對金融業愈來愈大的干預，也非易事。 「積極不干預主義」(positive non-interventionism) 其實早巳死亡，「選擇性干預主義」(selective interventionism) 則當道了多年。總的來說，筆者認為轉變幅度不夠，但方向卻可肯定。作為對香港經濟史的些微貢獻，我願意提出如下有待驗證的假說：(一)嚴謹的「積極不干預主義」從未出生；(二)鬆散的「積極不干預主義」的死亡日子，大概在七十年代中期。殖民地官僚根本不是「哲人王」，「自由經濟」論者的浪漫情懷看來只屬一廂情願，港府的實用主義起碼是歷史的產物。 港府施行「選擇性干預」 史家對現任財政司麥高樂必有好感，他至少鼓起勇氣，傳達了「積極不干預主義」的官方訃聞。不過，反過來說，他亦沒有太多的選擇，他上任後港府對地產市場進行了各種干預，對強制性退休金計劃作出戲劇性的立場轉變，「不干預」 ( 消極或是積極的 ) 只能作為笑話，又怎能再奉為「主義」呢？ 無論如何，「民主派」切勿太過高興，差不多所有的資本主義經濟的政府都在推行「選擇性干預主義」，這個「訃聞」無非是官方意識形態上「撥亂反正」的遲來標誌。港府現時的「選擇性干預主義」，不要說相對於歐美日是「小兒科」，就算與亞洲其他三條小龍比較也距離頗遠；但已有本地資方代表指稱港府正邁向「社會主義」的路途。看來真正的紛爭還在前面。政府介入經濟不外要促進增長穩定、效率與公平，香港於這幾方面實大有改進餘地。 對堅持自由經濟的論者來說，值得反省深思的倒是：為什麼在長久地沒有「民主」壓力的「小型開放」經濟體系裏，「自由放任」還是自行夭折？政府的角色依然加重？應該怪責誰？ |